城市精神与新型城镇化
缺乏民族传统的指导，让我们的城市规划失去了文化根基;仅仅以工程技术的思路规划城市，很难让历史的厚重与艺术之美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
前一段的城镇化是与GDP紧密相连的—建设带动地产，地产带动建材、能源、运输等行业，进而带动金融、证券和保险（放心保）。这种按照资本在流通中增值思路展开的城镇化，毫无疑问会以速度见长，我们的城市也迅速发生了质变：从低矮变成了高大，从绿色变成了水泥色。在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氛围中，城市文化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地域特点和历史色彩日益消退，千城一面成了普遍现象。
游走于世界知名城市，能够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往往不仅仅是建筑、街道和各种设施，而是建筑、街道和各种设施经过整体融合之后所凸显的主题。比如，面对曼哈顿大街上精致的楼群，你会感到现代科技和经济实力对这座城市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徜徉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不管是建筑本身的形态，还是多瑙河两岸如茵的植被，无处不体现着浓浓的艺术气息;伦敦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城市，到处都显得中规中矩，充满了英伦绅士的味道……这些城市所以有着不凡口碑，在于其历史魅力，在于幽静祥和的环境，在于精湛的建筑，更在于将这些因素水乳交融后升华出来的城市精神。
其实，中华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建城史，也有营造城市精神的传统，留下了不少堪称佳作的案例。从代表官方意志的典籍资料来看，注重礼仪制度和自然环境就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总结，历来是各个朝代建城时规划道路、安排建筑、彰显尊卑的必要遵循;《管子·乘马篇》中“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的说法，是古人按照自然条件选址造城的依据。比如老北京城中轴线上“左祖右社”的布局，紫禁城规整严谨的布局，彰显的就是尊重祖先和皇权至上的精神。而作为一方政府所在的平遥古城，在规模大小、材料选择和建筑体量色彩上都大有收敛，即使是城中的县衙，尽管也极为庄重，但在保持祖先传统上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同是古城，所形成的气场却各有千秋，给人不同的心理体验。面对紫禁城，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先生被“礼仪规范和宗教仪式”所震撼，称其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平遥古城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留下的印象则是“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这就是传统城市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继承这样的传统，今天的城市在规划设计时就要将当地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作为依据，在城市布局、建筑形态、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加以体现，而不是数典忘祖，另起炉灶。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城市远离了传统呢?
一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引导。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我国的城市规划法规从最初提出“初步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到后来提出对城市“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能源和历史文化”的保护原则，由粗到细的过程十分明显，但始终没有将继承本民族优良的城市建造传统列入其中。
二是缺乏复合型的学科支持。城市是空间化了的社会，在这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文历史都会以空间的形式来展现。这便决定了好的规划是对城市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所形成的历史、所凝聚的民风民俗的整合与提升，是将城市的社会、人文和艺术等属性，借助一定的工程技术手段转变成现实，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对城市规划者来说，他们需要扎实的文化养成，更需要融汇各学科智慧进行创新的能力。但在现行的高校学科体制中，“城市规划”被归为理工学科，由此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其知识构成也主要集中在工程技术方面。以工程技术的眼光来规划城市，等于用工程技术的思路解决社会问题，达不到融通文理、横贯古今的境界在所难免。
三是缺乏民族传统的指导，让我们的城市规划失去了文化根基；以工程技术的思路规划城市，很难让历史的厚重与艺术之美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回顾半个多世纪我国城市的发展轨迹，上世纪50年代的仿效苏联，60、70年代的突出政治，80、90年代的彰显经济，跨世纪以后的贪大求洋，城市建设的定位始终处于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没有自己的主心骨。
近30年来，我们的城市空间扩大了两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6%，但是，城市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有30年。大拆大建除了造成严重的浪费与污染，更重要的是：割断了城市的成长过程，淡化了城市的历史感，打乱了城市的稳定祥和，也改变了城市的家园属性。
增加城镇的文化含量，是遏制粗犷式造城，提升城市质量的有效途径，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看来，硬件建设决定着城市的外形和规模，软件方面决定着城市的品质和格调，只有将二者融合，才能最终合成一座城市的总体精神，产生跨时空的影响力。
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