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面对后申遗时代的非遗保护
近日，文化部公示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这份从1111个申报项目中甄选列出的298个项目名单中，不仅有咏春拳、一得阁墨汁制作技艺、十八街麻花制作技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名片，也有很多并不熟悉的名字，比如阿斯尔、怒族达比亚舞、堆谐等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的民俗项目。这不仅展现出中国非遗的地域、主题之广，也凸显了非遗保护工作量之大。
此次公示的推荐项目名单，距离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已过去3年。3年来，公众对非遗的保护意识逐年递增。大型非遗活动在全国展开，非遗主题的产业园和保护基地成为各地的建设亮点，生产性保护在很多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上也成效渐显。因此可以预见，即将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又将掀起非遗保护的新浪潮。在此大环境下，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不仅拥有政策、经济上的多项扶持，也将面临很大的项目保护压力。
首先是日渐红火的非遗产品市场对项目保护的压力。在生产性保护的政策鼓励下，非遗产品的市场化价值逐渐凸显。市场之力在带动非遗走出“深闺”的同时，也免不了引来浮躁的人群，为追名逐利而使保护和市场本末倒置，违背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根本原则。其次，对于某些亟须抢救和整体性保护的非遗项目而言，申遗成功之后，如何进行政策、经济利益的分配，也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衡量的命题。据了解，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亚鲁王就曾因经济利益和名誉分配等原因，出现传承人和传承人之间、各个传承保护村寨之间的利益纷争，使传承人和当地民众对传承亚鲁王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对于即将成为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非遗来说，“国字头”的光环要求其申报主体和项目传承人在非遗保护日渐与市场接轨的今天拥有坚强的定力。这不仅需要厘清非遗保护与市场开发之间的红线，坚定保护责任，更要有分辨和抵制经济利益诱惑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后申遗时代的非遗保护，则更需要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如培养传承人、参与非遗产品设计等非遗保护环节的中游和下游，在非遗保护的上游，他们对项目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历史脉络梳理和人文守望，都能为顶层设计者提供理论高度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