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几十亿或上百亿的“烧钱”式治理雾霾不靠谱
在日前召开的第二届东亚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上，中日韩三国专家各抒己见，他们认为，中国如何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面临挑战，17年后能否换来干净的空气，关键看实招。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APEC会议期间的实践表明，空气污染是可以消除的。骆建华：“如果要很快把中国的雾霾治理好的话，并不是不可以。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据说APEC期间，我们为了治理雾霾，相关省市的损失，有的几十亿，有的上百亿。反过来说，如果想付出小成本，就要有长周期。”
正像有关专家乐观认为的那样，空气污染是可以消除的，有APEC会议期间的“APEC蓝”为证。然而，会议期间应急式治霾终归不是一种正常方式，建立在“双限”：“限行、限产”基础之上的治理，不可能是常态，车辆总不能天天限行，企业总不能不生产；另一方面，“双限”代价过于高昂，正像专家估计的那样，几个省份损失巨大，动辄以几十亿、上百亿为计。短时间的应付，在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是严重透支的社会财富。最终，会议一过一些地方雾霾立即“死灰复燃”，这样的应急式治理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烧钱”买短期效应的治理罢了。
然而，APEC期间治霾“成就”至少还算带给了人们信心。专家说的17年，是从长期调整工业结构的基础上估算的，如果真能引起重视，将经济增长点和环保保护和谐统一到一起，治理雾霾不会那么遥遥无期。公众在品尝到了“APEC蓝”之后，希望保持良好天气和保持优质环境的决心和信心会更大，无形中会倒逼政府采取更积极有为的行动，这或是“巨大的APEC期间治理损耗”带给社会和公众的无形的“最重要遗产”。
在今后治理雾霾模式上，断不应该再采取此类“应急式治理”了，因为这一社会代价太过沉重。几十亿元或上百亿元，如果放在民生事项上，会获得多少收益？会改善多少城市公共设施？更何况，一个短期应急式的“限车”、“限产”或“停产”，本身也不是治理污染的正常手段。企业排污现状依旧，企业处理污染物能力依旧，最多算是一种“头痛医头”，“炎症”仍在，与根本问题与事无补。
值得欣慰的是，在APEC会议的前前后后，有关方面并未“止步”于此。以治霾为契机，一系列深层次的针对性政策和法律法规出台。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淘汰落后产能既为减少污染，更为优化结构，仅河北一省今年就已淘汰炼铁产能671万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破解了环境污染“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困局；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通过审议。修订草案强调源头治理、全民参与，强化污染排放总量和浓度控制，增加了对重点区域和燃煤、工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的专门规定，明确了对无证、超标排放和监测数据作假等行为的处罚措施；新能源汽车方兴未艾，更多人则青睐公共交通……可以说，雾霾现实不仅是倒逼政府改革、涵养公民精神的动力，也是真正激发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远治霾的重要契机。
APEC治霾损失达百亿，是一种治理代价，或者说这一代价有不得已为之的原因，但公众更希望这一“花钱买教训”的治理方式能真正为根本性治理政策的出台赢得时间。短短几天的“APEC蓝”让广大公众为此流连忘返，也真诚期盼“APEC蓝”永驻。如果“交了巨额治理学费”之后，没有什么根本性改观的话，会让广大公众为之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