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点: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
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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