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合理利用”似乎亟待改正
古建保护
近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王建新教授做客济南，为山东大学的学生们做了一场名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的讲座。王建新通过自己几十年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的工作经验与思考来看，目前文保工作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中，“合理利用”似乎亟待改正。为此，他进行了一番阐述。
我们现在提到的文物保护的“合理利用”，其最初是源自《威尼斯宪章》、《巴拉宪章》、《佛罗伦萨宪章》等国外制定的文物古迹保护的国际原则。在这三个国际原则的英文版中，都提到了“use”一词。而在我们的中译本中，“use”在这三个国际原则中分别被译作了“使用”、“用途”、“利用”。于是，从《佛罗伦萨宪章》的中译本开始，文物古迹的“利用”就逐渐摆上了台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有关文物保护的国务院文件中就提到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到了200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既然写入法律条文了，那么在这之后的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但是，“合理”一词写入一部法律中，这本身就是矛盾：合理与合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往往相抵触。
举个例子。中国人爱说某事情做得“合情合理”，是因为在儒家传统的价值观的教育之下，我们长期缺少必要的法律素质。比如说父亲触犯了王法，儿子包庇父亲，人们不会说儿子不好，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儿子做得对。而如果儿子把父亲交了出去，那么恐怕不太会有人说这个儿子好。同样的道理，“合理利用”在有的情况下就会做出“合情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变动。
事实上，我曾经咨询过众多英语、拉丁语、文化遗产保护甚至是汉学家等中外学者，他们一致认为无论是英文的“use”，还是其词源的拉丁文“uti”，都没有“利用”这一解释，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译本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将其内涵扩大了。
退一步讲，“利用”就意味着其出发点和目的都着眼于一个“利”字，说白了，就是拿文物古迹这些文化遗产赚钱。如果这样去做，文化遗产的尊严就没有了，被工具化了，不仅管理者不尊重，甚至可能影响到使用者或者说参观者同样不尊重。
当初之所以要说“合理利用”，是为了调动起各方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宗教传统薄弱，求神拜佛都是带着功利目的的：平时想不起来，要求子考试升官发财才想着去拜一拜。而且烧高香、捐香油钱、献贡品，其实说穿了都是在贿赂神。对于神尚且如此，按照这个思维模式延续下来，对于文化遗产的使用也是更多只想到钱。
近些年，国内的文物古迹经常出现重建复建的情况，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是支持这种文物重建复建的，而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对此，我认为，我们国内目前还不到文物重建复建的时候。
从头讲起其实也很简单。西方的古代建筑都是用大石头做材料的，不仅难以破坏，而且有时候残破了也有残破美，比如仿西式建筑的圆明园大水法。而东方的土木建筑必须要不断维修，“偷梁换柱”属于小修，重建也是经常有的事。因此，东亚大量保留至今的所谓的古建筑，其实都经历过重建的过程。
一说重建，有人就觉得不值钱了，但其实并非如此。波兰的华沙曾经是非常美丽的城市，但是二战把它整个都毁灭了。二战后有人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华沙，有人认为应该重建一个老的华沙。所幸，老华沙建筑的图纸、照片等都还在，人们根据当年的图纸，再次重建了老华沙，如今全城都是世界遗产。
日本奈良的平城宫遗址现在也重建起了朱雀门和主殿，但是他们使用的都是传统工艺去重建的。这还得说梁思成先生的功劳，他的建议使得日本的奈良、京都等地大量的日本隋唐以来的古建筑得以保存，一大批靠古建维修为生的匠人、设计师都得以存续，因此他们有一整套的队伍一直不断在做古建筑的维修保护，他们有这个实力。
反观我们国内，虽然古建筑公司众多，但真正有几个人能搞古建筑？我们的古建筑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搞出来的，这不是古建筑，而是具有古代某某风格的现代建筑。
所以我认为现在对待重建古建筑的正确态度是创造条件、培养人才，然后等待时机。等到人们能够心平气和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再说，比如可以不计时间、金钱成本去精雕细琢，而不是下达命令的赶工期。但是类似于城墙恢复这样简单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做一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