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园林盛衰的社会根源
明清以来,随着潍县科举文化的昌盛和封建经济的繁荣,名官显宦、士绅望族争相构建私家园林,另有附庸风雅之辈,建园林以提升自身品位,并作呼朋引伴之所。据《潍县志稿》记载,当其鼎盛时期,城内城外大小园林计有17处,这在郑板桥诗中亦有反映:
连云甲第尚书府,带宅园林太守家。
是处池塘秋水阔,红荷花间白荷花。
园林建筑盛极一时。但正如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如今只剩断壁残垣一样,潍县园林之盛亦早被雨打风吹去。园林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盛衰亦在封建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循环怪圈中回荡。抚今追昔,一部园林的盛衰史,亦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缩影,追寻潍县园林的盛衰史,亦是对传统文化和人文观念的一种追思与探求。
政治形势对园林命运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园林的命运也与之息息相关。以十笏园为例,十笏园建立之初,其故地已经几易其主。而起始的胡家,继之的陈家、郭家都曾是潍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科举起家,以官致富,富贵还乡,衣锦度日；最后人才凋零,家势渐衰,崽卖爷田,沦为庶民。这也是科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写照。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诱惑太大了,成就了几多寒门学子,光耀门楣；却也有多少人皓首穷经,一无所获；既使这一代科举起家,如果后代不好读书,那么家族也很快就泯然众人矣。曾国藩曾说过:“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延庆一二代者鲜矣。”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中延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声势煊赫的世家大族转瞬间烟消云散,你体味的可能是造化的弄人,但这种沉痛却是一个社会公平的开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公就第谁同寿,园林兴替亦平常。
从社会结构看园林命运
土地是农业社会各阶层的命根,千百年来围绕土地的归属,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历代王朝的更替,民间家族的兴衰,莫不与此有关。自从宋代实行“不易兼并”政策以来,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千年田,八百主”成为土地流转的常态。富不过三代,这是中国的老话,也是实情。位于昌潍平原的潍县,在明清时代手工业有很大发展,商业贸易繁荣,郑板桥有诗云:“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正是当时社会境况的写照。潍县地理位置优越,上通下达,这里的商人、文人既可南下苏杭,也可北上京都,故园林建筑兼具南方和北方两种风格。两处的优点长处,在十笏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潍县园林兴盛的地理优势与经济基础。
致富难,守财更难,痴心父母古来多,不孝儿孙争登场,正如丁善宝《十笏园记》中所言:“今于后人约:毋得藉此会匪朋,毋得藉此演杂剧,毋得藉此招纳倡优、赌博,滋生事端,使泉石笑人。”但板桥先生却说:博进已赊三十万,高楼犹抱美人眠。园林是文化的产物,后世子孙如不学无术,定不爱此；又为经济所累,园林流转毁弃,可以想见；且中国古代社会分家析产频仍,也不利于园林的完整保存。
西学东渐下的古典园林走向
中国古人对于山水的喜好由来已久,从真山真水到人工山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独特心理的反映。山水园林之好可溯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宋之际,中国思想转型,儒、释、道三教交汇互融,士大夫阶层出入于儒、释、道之间,体现在生活方式上,是山水之好大行。富商大贾富而造园,达官贵人退而憩游林下,其实功用是一样的:寻找一块修心之地。山水林泉、诗文书画皆为静心的良药。天下名山寺占多。丁善宝在其《十笏园记》中说自己中年多病,筑园以为养静之所。可以说,山水园林是士大夫阶层精神的寄托,亦与其相始终。
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时尚亦随之变化。西人造园与中国迥异,国人务虚,西人尚实。动乱的环境容不下一片园林的雅静,且精英人士,争尚洋务,上既不好,下亦随之,园林之好已失现实的土壤。中国近现代社会百年来改天换地的巨变,必然会使以封建士大夫为主导的园林建筑,在社会动荡、思想演变中,逐渐冷落、颓废,以致销声匿迹,退出当时人们关注的视野。吟诗弄月的闲适已为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所取代,园林的维护亦难,其衰败也势所难免。
对古典园林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反思历史,观念有所改变,形势回暖,对园林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步提到了应有的高度,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这是国家之幸,历史文化之幸,人文进步之幸!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古典园林的存在,是先民智慧、才艺的结晶,是全人类失而不可复得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文化含蕴博大精深,意义悠长。回归不一定复古,没有理念支撑的简单模仿只是一种堆砌；保护、研究、应用,亦不应专注于形式和经济效益。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提高全民人文素质,展示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使现代建筑功能中融有中国的族魂与特色,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保护与展示民族文化遗产,不是急功近利的临时举措,而应是有共识、有规划、持续发展的民族大业,应代代相传。
